梁西:中國國際組織法學的奠基人?

時間:2019-05-29 21:19 發布于:文化界評論頻道 編輯:A002? 來源: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

【愛國情奮斗者】

光明日報記者 陳恒

已經95歲的梁西,被視為中國國際組織法學的開拓者和重要奠基人。他在1984年出版的《現代國際組織》一書,是國內首部較全面系統論述國際組織的專著,對國際組織法研究具有創新性的貢獻。

憶及往日,老人感慨:“我的人生命運,同中華民族的興亡,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。”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,他覺得自己是一個“幸運兒”。

1924年,梁西出生在湖南省安化縣大橋鄉董家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。少年時代的梁西,目睹的是一個貧弱的中國,四分五裂,戰火紛飛。貧寒的家境、國家的磨難,讓他越發珍惜學習的機會。他喜歡魯迅、巴金等進步作家的作品,立志要為社會做點事情,做個“教書先生”。

1946年,滿腔熱血的梁西來到武漢,他憑借作文《多難興邦》和各科的優異成績,考入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,開啟了他至今已70余年的法學人生。彼時,武漢大學法律系名師會集。“韓德培先生主講國際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,劉經旺先生主講公司法,姚梅鎮先生主講民法,燕樹棠先生主講親屬繼承法和婚姻法……”時至今日,梁西先生仍對諸多師長銘記心間,如數家珍。

大二那年,曾任“中國赴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代表團”顧問的周鯁生校長,為法律系開設國際法課程,并專題講解了他的著作《不平等條約十講》。“周先生是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國際法學家,他的講解對我的影響很大。”梁西說,周先生從自己參加過的聯合國的實際活動,聯系到近代中國歷次的不平等條約,深刻地論述了這些條約的危害以及它們對中國的長遠影響。“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近代中國在國際社會‘弱國無外交’的屈辱地位。”從那時起,梁西決定,要重點學習和研究國際法。

1950年,梁西從武漢大學畢業,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畢業生。后來,他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兼修蘇聯法學。1953年,經組織分配并應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的聘約,梁西赴北大參加新法律系的恢復與重建工作。在北大校園,梁西終于實現了當“教書先生”的夢想,曾先后主講蘇聯法學、歐美刑法,以及后來的國際法和國際組織法等多門課程。

“文革”期間,梁西一度被下放,住進了牛棚。20世紀70年代初,在得知尼克松有意訪華時,外交部就委托北京大學法律系成立了一個編譯小組,專門編譯一些與國際法有關的文獻和資料。正在下放的梁西被調回北京,成為7人編譯小組的一員。

此后連續7年,梁西與芮沐、王鐵崖、趙理海等老一輩法學家分工合作翻譯出版了《聯合國與裁軍》《聯合國手冊》《尼克松:六次危機》等多部著作,并搜集了大量有關國際關系的資料,對我國在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意義。

在翻譯過程中,他更進一步察覺到,國際組織在未來世界中必將越來越重要,而中國在聯合國也將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。“這是我學術思維上的一次飛躍,它開啟了我更加緊學習與研究國際組織法的新航程。”

當時,國內對國際組織鮮有系統研究,在大學中也從未專門開過國際組織法的課程,梁西下決心補上這樣一個“大缺口”。“就是在這個想法的驅動下,我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任務外,還專門積累了200多萬字的中外文資料。這些資料,在幫我趕上改革開放的東風并迅速創設國際組織法課程方面,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

1977年底,梁西在北京大學率先開設了國內有史以來的第一門國際組織法課程,并構建出了研究國際組織法的基本體系。

1983年,梁西調回母校武漢大學任教。在過去多年翻譯、教學和研究的基礎上,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《現代國際組織》。此后,這部著作先后修訂五次,從第一版的20多萬字拓展到第六版的近50萬字,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學習國際組織法的學生。

幾十年來,梁西對國際組織法學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涉及這一學科的各個方面,他創建了具有特色的國際組織法學科體系,構建了國際組織的法理學,并提出和闡述了一系列創新的學術觀點,無疑提高了國際組織法學的理論深度和學術價值。

如今,即使到了近百歲的高齡,梁西先生的著述仍未停歇。就在今年,45萬字的新書《梁西論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五講》通過審批,即將付梓。“希望這本書能在今年農歷八月前出版,以此紀念我的生日。”先生說。

在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,梁西為我國培養了大批國際法高級專門人才。曾有學生對他的人生經歷與學術思想作過評價:“先生一生是以兩種身份生活著的:一是學者,二是師者。作為學者,他是我國國際組織法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,公認的當代法學名家。作為師者,他一生育人無數,桃李滿天下。”如今,那些當年跟著梁西上課的學生,有許多人成了中國的高級外交官、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官員、大學校長、著名學者……

“現在老了,不講課了,可人們常說‘活到老、學到老’,我覺得,自己還有很大的空間去提高自己。”這位一生都在與國家命運共振的老人,仍在時刻關注著世界的變局和國家的前途。面對當前歐盟的裂變、中東的戰爭、錯綜復雜的大國間關系,甚至網絡空間的國際法等問題,他仍忍不住要思考,要學習。他說,人類社會正在經歷著日益組織化、數字化的巨大變革,我們在國際法教育與科研工作中,必須立足現實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來,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。

《光明日報》(2019年05月29日04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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